黄克功，江西南康人，16岁参加革命，经历过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在二渡赤水的娄山关战役中立大功。延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15队队长、第三期第6队队长，是党和人民群众公认的一个战功显赫的老红军、老革命，却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由一个革命的功臣堕落为杀人犯。影片《黄克功案件》就是以这一真实历史事件进行改编的，是一部比较有意思的电影。不仅仅是一部再现我党延安时期军队干部的一起刑事案件那么简单，在当前党和政府提出了“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大背景下，颇有点以史为鉴、呼应现实的意味在其中。

一个杀人的战斗英雄，究竟是走法外之情还是戴罪立功秋后算账？这不仅是电影突出的卖点，也是值得世人深思的问题。对法而言，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对党的抗战事业而言，戴罪立功、网开一面也在情理之中。首先是黄克功个人的态度，他深知自己犯了死罪，但国家正处于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作为师团级干部，他希望能在战场上戴罪立功，宁愿死在杀敌的战场上，也不愿在后方被枪毙，他也专门向毛主席写信请求赦免。其次是已有先例的外部因素，国民党高级军官张钟麟（后改名叫张灵甫）也曾犯下杀妻大罪，但被蒋介石以“抗日用人”为由加以特赦。而毛主席手中也掌握着特赦黄克功的权力。第三是审判长雷经天等与黄克功有着深厚感情的老红军的个人情感因素。第四是法律因素，当时无论是根据陕甘宁边区的法律还是中华民国的法律，都可以判处黄克功死刑。但红军在江西瑞金颁布的中华苏维埃惩治反革命条例，指出其中有红军指战员犯罪可以有功从轻的条款。

我深深理解影片中雷经天的心情，一面是以公正廉明为己任的法官，一面是饱受情感煎熬的凡人。片中他的一句台词：“两碗水都要端平”可以概括其心理活动。面对自己多年的战友和其功绩，面对无辜死亡的女学生，雷经天的两碗水究竟该如何端平？对黄克功本人来说，因感情冲动犯下的错，情有可原，但对群众、对社会而言，公平才是大家最希望看到的。现在社会中有一种不正常的现象，那就是无理上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但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执行法律法规和各项政策的过程中不能坚持一视同仁，而是讲法外情、讲特殊以满足个别人的利益或一时的风平浪静。面对利益多元化的现实，情理与法理之间的对弈，我觉得公平正义才是维护社会和谐的正道。

毛泽东同志1937年10月10日给雷经天的回信说得非常好，不仅让黄克功心甘情愿的认罪，而且让世人、让党员看到了党维护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决心。他在回信中指出，“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体恤。”

电影公审之处，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两千多人参加，有12位群众代表发言，事件参与者包括贺子珍、张闻天、胡耀邦等知名人士。电影的结局正如史实那样，法不容情，被称为近代版“挥泪斩马谡”。唐太宗李世民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